案例1 ： 莫某1986年冬经人介绍与同村男黄某相识，1987年7月登记结婚。婚后莫某红杏出墙，与同村男青年任某勾搭成奸。1993年5月13日莫任私奔，在外同居，一起打工。1997年7月生一男孩。今春，莫某以分居9年之久、感情却已破裂为由向浙江省长江县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黄某要求莫某赔偿3万元精神损害赔偿费。前不久，法院依据新婚姻法第46条经调解由莫某赔偿黄某1万元。[1]

　　案例2 ： 原告王某与被告褚某自1999年结婚以来，双方经常为生活琐事争吵。今年3月中旬，褚某更是出手殴打王某。王某遂向上海市奉贤县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庭审中，王某要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就殴打行为赔偿，被告并不否认，经法院调解离婚，协议由被告赔偿原告2000元。[2]

　　这两则案例均为我国新婚姻法实施以来审结的新类型案件，涉及到了新婚姻法中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这一制度是我国首次引入的一项先进婚姻法律制度。新婚姻法专设“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一章，在第46条明文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的四种情形。这标志着我国婚姻家庭法治建设又一次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一斩新的制度作一番研究与探讨。

　　在案例1中，莫某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第三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以及第四条“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规定。从案情来看，婚后不久，莫某就“红杏出墙”，与同村男青年任某勾搭成奸，显然是“不忠实”的表现，与婚姻法所倡导的“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的宣言性规定相悖;与任某私奔同居，更是违反了新法的禁止性规定。由此必然给其配偶黄某造成心理上的打击和精神上的创伤。离婚是由黄某的过错造成的，黄某属于无过错方与受害方，完全有理由、有根据提出离婚损害赔偿(主要是精神算害赔偿)。与此同时，精神损害赔偿带有“补偿”性质，对受害人来说主要是发挥抚慰功能，因此，人民法院并未满足黄某3万元的诉讼请求，经调解达成协议，由莫某赔偿1万元。

　　在案例2中，褚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婚姻契约履行期间，出手殴打王某，已构成家庭暴力。违反了婚姻法第三条“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实施家庭暴力不仅使王某遭受身体上的伤害，而且在精神上也受到了损失。王某请求法院进行赔偿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人民法院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作出调解，协议由褚某赔偿王某2000元，是合情合理的。

　　两则案例虽均属于离婚损害赔偿的判例，但在赔偿的请求事由及赔偿方式方面，都是有区别的。如，案例1的请求事由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损害赔偿方式主要是精神损害;案例2的请求事由是“实施家庭暴力”，损害赔偿方式主要是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害赔偿。

　　然而，这两则案例却都是我国新婚姻法颁布实施以来的司法成果，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及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