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男女两性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致使其在家庭中存在明显的劳动分工，这种性别劳动分工又导致其人力资本投资方向的不同。任务的专门化，意味着为了一定的任务，一方对另一方有所依赖。妇女传统地依靠男人提供食物、住所和保护;男人传统地依靠妇女生育和抚养孩子以及操持家务。因此，通过结婚使男

　　女双方都会生活得好，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在一个共同的家庭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达成一种口头或习惯的长期契约，以便生产孩子、食物和其它商品。(注：参见[美]S.贝克尔：《家庭经济分析》，彭建松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换言之，因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和投资方面的专门化而产生的性别劳动分工意味着：一个家庭的产出是由其成员分别执行任务而产生的。这也就是波斯纳所认为的：“家庭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生产单位(抚育子女、提供食品等等)。就像在市场中一样，婚姻如果不是为了互利，就创造不出效率来。”(注：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6页。)据此，婚姻在经济学上具有团队特征。

　　婚姻的团队本质决定了婚姻是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从合约的当事人都是平等的产权主体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夫妻双方都有资格拥有夫妻财产所有权。夫妻财产作为婚姻这一团队生产的“集体产品”，是由团队成员——夫妻双方共同利用其人力资本进行生产和经营的成果，无法按个体作原子化区分，自然不能归某一方独占，而应由其共同享有。

　　关于结婚后共同财产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11月3日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其作出了具体规定。根据“意见”，夫妻共同财产可以分为固有的共同财产和转化的共同财产两大类。前者包括该“意见”第2条规定的：(1)一方或双方劳动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2)一方或双方继承、受赠的财产;(3)一方或双方由知识产权取得的经济利益;(4)一方或双方从事承包、租赁等生产、经营活动的收益;(5)一方或双方取得的债权;(6)一方或双方的其他合法所得。后者主要是指“意见”第6条的规定：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上述固有的共同财产，除第2项规定外，其它共同财产均为夫妻一方或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人力资本投资取得的财产，符合婚姻的团队本质，而第2项的规定，将双方继承、受赠的财产规定为共同财产，由于此时交易费用为零，该权利配置是有效率的，但将一方继承、受赠的财产规定为共同财产，对另一方来说就是搭便车，这样的权利配置是没有效率的，不过，如果另一方对其配偶的被继承人尽过扶养义务，也就是说付出过成本，将其配偶继承、受赠的财产规定为共同财产，这样的权利配置也不是没有效率的。一方的婚前个人财产，另一方在结婚后对其经营、管理，将其人力资本投资于该财产上，对于该财产的增值部分，另一方付出了成本，赋予其对这部分财产享有权利，使其成本和收益相等或接近，这样的权利配置是有效率的，但由于另一方对他方婚前个人财产的取得没有付出成本，将这部分财产权利赋予另一方，是没有效率的。因此，我国婚姻法应将共同财产的范围严格限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或双方人力资本投资取得的财产或类似共同继承、受赠以及一定条件下一方继承、受赠这样的符合权利资源配置效率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