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导致离婚，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即“赔偿”原则。从我国近几年我国的婚姻家庭关系的现状看，“包二奶”、“婚外恋”现象日益严重，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婚姻法》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在新形势下保护离婚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是保障离婚自由的需要，它不但使无过错方获得物质赔偿，还可获得精神赔偿。但这一制度的施行会遇到以下一些不易解决的障碍：一是无过错当事人请求离婚损害赔偿举证难索赔难。比如“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有权请求他人赔偿，但何谓“与他人同居”?何谓“家庭暴力”?“家庭成员”的范围包括哪些人?至今世界上对此问题还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予以界定，实践中也很难操作。二是损害赔偿在法律上没有统一的标准，操作难。当事人请求赔偿的数额相差很大，法院判决又无具体的依据标准，法官的理解不一致。三是只规定了无过错方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提高了请求的标准，有重大过失的一方并无权提起损害赔偿制度。“无过错方”如何界定?实践中难以操作，同时在婚姻关系中，没有绝对的无过错方。四是女方实施《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是否还应当适用“照顾女方”原则?这二者之间又如何协调?五是没有明确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一项实体权利，不仅适用于离婚诉讼，也适用于登记离婚。由此可知，这种设计过于简单的制度，不仅不能满足无过错方权利损害的补偿，也不能起到民事责任应有的制裁功能。

　　《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的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即经济帮助原则。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对离婚时处于劣势的一方帮助适用男女双方，但实质意义上在于保护妇女的离婚权利。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男女的经济能力事实上仍存在很大的差距，离婚时，妇女不但在经济上处于劣势，而且在传统文化上和习俗上遭遇特有的困难，导致她们在生活上处于边缘化境地。虽然这一原则是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原则在离婚制度上的体现，充分显示了法律的扶助弱势的人道主义精神。但这一原则纯属于道德义务，并非基于夫妻间人身关系抚养义务的延伸，它缺乏强制性，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施，以致这一规定的执行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善心”、“良心”或“恩赐”;其次，经济帮助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即在离婚时，一方遇有生活困难，但何谓“生活困难”?我国规定是绝对困难，没有考虑婚前婚后生活对比的相对困难;另外，经济帮助具有暂时性和单一性，并非在离婚后任何时候出现经济困难都可以提出，只能在离婚时请求，并且这种帮助一般是一次性的，对离婚后经济困难的一方的经济帮助缺乏有效的保障。

　　我国目前的婚姻法所确立的离婚财产分割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种种缺陷，实践中难以操作，不能对离婚中弱者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如果不从立法上加以进一步修正完善，就不能真正实现法律规定的离婚自由对人性解放的真谛。